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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晚清财政高官被写进《资本论》,却没能置业北京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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这个晚清财政高官被写进《资本论》,却没能置业北京

这个晚清财政高官被写进《资本论》,却没能置业北京

在宣武门外(wài)大街一座院落门口的木板上,写有“王茂荫故居”字样,而院门旁边(pángbiān)标牌上的字样为“西城区(xīchéngqū)一般不可移动文物——歙县会馆”。

王茂荫是安徽歙县人,尽管(jǐnguǎn)他在清代咸丰年间官至户部右侍郎,却(què)一直没有购置房产,长期居住在歙县会馆。这位清朝货币理论家、财政学家以清正廉洁、直言敢谏著称,他曾向咸丰皇帝提出货币改革建议(jiànyì),虽然未被采纳,却被马克思(mǎkèsī)写入了《资本论》第一卷,从而使(shǐ)他成为唯一被《资本论》提及的中国人。

乡谊为重(wèizhòng),会馆即是旅京之家

位于宣武门外大街107号的歙县会馆坐西朝东,目前(mùqián)前院经营(jīngyíng)茶、酒和咖啡,后院包括西正房、过厅、南厢房和北厢房,正房面阔五间,南北厢房、过厅各三间。修葺一新的房舍间,一棵高大(gāodà)粗壮的椿树(chūnshù)显出几许沧桑。

正房门前竖立一块(yīkuài)展板,上面是王茂荫的画像以及他早年经历(jīnglì)、仕途发展、晚年生活、主要贡献的简单(jiǎndān)文字介绍。室内摆放若干小巧的桌椅,书案上放着笔墨纸砚,还有几个卷轴。墙壁上的两块展板,文字与(yǔ)图片相结合,内容(nèiróng)分为四个章节,即王茂荫生平、王茂荫的货币论、王茂荫的货币改革尝试、歙县会馆。

现在的(de)(de)歙县会馆,早已不是王茂荫居住时的规模。据说,腾退和修缮后的歙县会馆只是原来的一部分。

歙县(shèxiàn)会馆始建于明嘉靖三十九年(1560年),由安徽徽州36位茶、漆等(děng)商人倡议筹建。当时的(de)徽州一府六县,歙县为其中之一,并且是徽州府治所在地。“来者(láizhě)实有依归,无论崇卑,咸得解装(jiězhuāng)于斯,而从容别定馆舍,此徽(cǐhuī)歙建置会馆之由也”。就是说,他们筹建的会馆是徽州旅京人士、尤其是歙县旅京人士的一个落脚点。当然,在这里落脚的主要是商人。

清朝初年,歙县会馆(huìguǎn)由商馆转变为士馆、仕宦行馆,成为徽州举子进京应试和宦海中人在(zài)京候职的临时寓所。据《歙事闲谭》记载,清代的歙县出了(le)5个状元、2个榜眼、1个武榜眼、8个探花、296个进士。另外(lìngwài),还出了4个大学士、7个尚书、21个侍郎。他们(tāmen)在京应试或求职期间,都曾居住于歙县会馆,并得到歙县会馆的扶助。

随着徽州旅京人员的增多,会馆(huìguǎn)渐渐不堪重负。乾隆五年(1740年),寓居(yùjū)扬州的徽州盐商黄氏家族出资,使歙县(shèxiàn)(shèxiàn)会馆得以扩建(kuòjiàn)。乾隆二十三年(1758年),时任内阁中书(从(cóng)七品)的歙县人吴宽致信扬州盐商徐士业,向这位财大气粗的歙县同乡求助。在得到资金支持后,对歙县会馆再度扩建。到了嘉庆初年(chūnián),会馆虽有一定规模,但“岁久渐倾圮”。嘉庆六年(1801年)盛夏,一场(yīchǎng)暴雨使会馆严重损毁。嘉庆九年(1804年),歙县籍两淮盐业总商鲍志道捐巨资,加上在京歙县籍官员、商人的捐资,历时(lìshí)三年,对歙县会馆进行了空前规模的大修(dàxiū)。此次大修,不仅使会馆焕然一新,也使其一改颓势,重新成为社会名流聚集的场所。

除了王茂荫,朝廷大员曾国藩(céngguófān)、李鸿章、祁寯(jùn)藻等都人也曾是歙县会馆的常客。如果往前追溯,在歙县会馆居住过的名人还有被梁启超称作“前清学者第一人”的戴震(dàizhèn)、乾隆年间的户部尚书曹文(cáowén)埴等。到了近代,教育(jiàoyù)家(jiàoyùjiā)陶行知、画家黄宾虹等,也曾是歙县会馆的座上宾。从思想巨擘到艺术大师,从清官廉吏到教育先驱,深厚的文化积淀使歙县会馆成为徽州文化的一个缩影。

两袖清风,为安社稷(shèjì)直言敢谏

清道光十二年(shíèrnián)(1832年),王茂荫考中进士。不久,被授予户部主事,升任(shēngrèn)员外郎。次年,他从安徽(ānhuī)歙县到京城任职。此后,他先后担任御史、户部右侍郎、左副都御史、工部侍郎、吏部右侍郎等职,历经道光、咸丰(xiánfēng)、同治三朝,在京为官30年,始终不携带家眷,不购置房产,独自一人(dúzìyīrén)居住在歙县会馆。

清(qīng) 咸丰皇帝褒奖王茂荫父母诏书 安徽中国徽文化博物馆藏

在担任御史期间,王茂荫对当时的用人取人标准提出严厉批评。比如,强烈反对以字体工拙取士。他认为,过于注重小楷,以至于“合天下之聪明才俊(cáijùn)尽日握管濡毫(guǎnrúháo)”,根本不能“济实用”。就是说,用人取士不能只看表面功夫。他主张改革科举考试(kējǔkǎoshì),“勿论字体工拙,笔画偶疏,专取学识过人之卷”。乡试(xiāngshì)会试以实务(shíwù)为主,殿试朝考重视经学文意,将真才实学(zhēncáishíxué)作为选拔人才的最高标准。王茂荫的人才观,在一定程度上引发了当时用人制度的反思(fǎnsī)和改进。

咸丰八年(1858年),王茂荫上奏咸丰皇帝,建议将《海国图志》五十卷本刊刻重印,以使朝廷官员及国民“知夷难(zhīyínán)御而(ér)非竟无法之可御”。他认为,应该知己知彼,坚定信心,共谋抵御(dǐyù)外敌大计。对魏源在《海国图志》中提出的“师夷长技以制夷”的主张,他极力推崇。由此可见,王茂荫不仅(bùjǐn)心存报国之志,而且具有(jùyǒu)远见卓识。

当然(dāngrán),王茂荫的(de)远见卓识主要体现在他的货币(huòbì)改革方案和货币理论上,学术界将其评价为“我国封建社会货币理论的最高成就”。那是咸丰三年(1853年),王茂荫担任户部右侍郎,兼管钱法堂事务。为了应对清廷所面临的财政危机,他上奏咸丰皇帝,反对铸造成百上千(chéngbǎishàngqiān)的大额钱币(qiánbì),认为“官能(guānnéng)定钱之值,而不能限物之值”,铸造大钱势必导致物价上涨。他主张在可控范围内,发行新的纸币。

次年,王茂荫针对银(yín)票、宝钞和(hé)铸大钱所造成的(de)货币剧烈贬值及社会动荡,向咸丰皇帝上奏《再议钞法折》。主要内容包括四项建议:一是允许(yǔnxǔ)钱钞兑换现钱,二是允许银票兑换现银,三是允许各商店用钞换银,四是(sìshì)允许典(当)铺款项出入顺带用钞币。前两项涉及持钞人与国家之间的关系,后两项涉及商人(shāngrén)与商人、商人与顾客的交易中扩大钞币使用。在这个货币改革方案中,前两项是重点。而王茂荫之所以重视商人的作用,一是商人在当时的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角色(juésè),二是他出身于(yú)商人家庭,对商人有着深刻的了解。

然而,咸丰皇帝对王茂荫的《再议钞法折》大为(dàwèi)不满,认为他所言“贵民而贱官”,不以国家政事为重。户部军机大臣的审议结论中(zhōng),也指责王茂荫“所论专利商贾而不便于国,殊属不知大体(dàtǐ)”。于是,咸丰皇帝下令(xiàlìng)查办,并将王茂荫调离户部,货币改革搁浅。

改革搁浅,却被写入《资本论(zīběnlùn)》

同治四年(1865年),王茂荫回安徽歙县为继母守孝(shǒuxiào)。当时,他家老宅(lǎozhái)破败,人丁寥落。不久,他在家中病逝,享年67岁。

王茂荫去世两年后,马克思的《资本论》第一卷问世。《资本论》第一卷第一篇第三章,论述的是货币和(hé)商品流通。这一章有个附注83:“清朝户部右侍郎Man-mao-in向天子上了一个奏折,主张将官票、宝钞改为可兑现的钞票。在1854年4月(yuè)的大臣审议报告中,他(tā)受到(shòudào)严厉申斥。他是否因此受到笞刑,不得而知。审议报告最后(zuìhòu)说:‘臣等详阅所奏……所论专利商而(shāngér)不利于国。’”

1927年,在法国留学的侯外庐翻译德文版《资本论》时,对附注(fùzhù)83中的“Man-mao-in”感到棘手。回国后(hòu),他(tā)与合作者王思华一起去请教(qǐngjiào)中国财政史研究专家崔敬伯。崔敬伯在查阅《清史稿》列传后告诉他们,“Man-mao-in”是(shì)清朝咸丰年间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。为了进一步证实这一(zhèyī)判断,侯外庐又阅读了《王侍郎奏议》,仔细研究了王侍郎的经济思想,最终认定“Man-mao-in”确为(quèwèi)王茂荫。

《资本论》早期翻译者王亚南,也曾为“Man-mao-in”一筹莫展。他向历史学家吴晗求助(qiúzhù),吴晗告诉他,这个(zhègè)“Man-mao-in”就是清朝咸丰(xiánfēng)年间的户部右侍郎王茂荫。

1936年(nián),郭沫若在日本留学期间发表文章,说(shuō)《资本论》附注83中的“Man-mao-in”为王茂荫。依据是:一、《东华续录》的记载。二、他(tā)托人去徽州,向王茂荫家族后人调查后的结论(jiélùn)。郭沫若将他的考证文章发表后,引起学术界广泛关注,并掀起了一股(yīgǔ)研究王茂荫的热潮。

马克思(mǎkèsī)之所以关注王茂荫的(de)(de)经济观点,并将其作为论据,是因为王茂荫强调对纸币的总量控制(kòngzhì),就是有“定数”,不能泛滥。更重要的是,王茂荫主张朝廷确保纸币随时足额兑换白银。就是说,纸币必须是有信用的。王茂荫的这种经济思想与马克思的货币和(hé)商品流通理论,可谓不谋而合。但他却因此受到咸丰皇帝和众大臣的严厉指责(zhǐzé),并被免去了户部右侍郎的职务。

那么,在当时交通和通讯都很落后的(de)情况下,远在德国的马克思是如何得知此事的呢?清朝咸丰(xiánfēng)年间,北京驻有东正教使团,他们定期向国外报告(bàogào)清国(qīngguó)情况。王茂荫试图进行货币改革(gǎigé),并因此惹怒咸丰皇帝的事,被(bèi)人打探到以后,写进了报告。消息不胫而走,很快传到了欧洲,传到了德国,并被马克思获悉。于是,王茂荫就被写进了《资本论》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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来源:北京晚报(běijīngwǎnbào)五色土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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